此一术语在民主政制获致实现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继续使用着：一开始对isonomy的使用乃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后来对该术语的使用，则一如人们所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幌子，意在掩盖民主制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特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确立以后很快否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使我们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有的跑到国外摇身一变，参与当地选举。
2014年12月9日，追逃办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时为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广泛接受海内外人士对外逃人员以及违法转移资产等线索的举报。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党对追逃追赃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搭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平台、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防转是防止资金转移到国外的简称，应当成为反腐败的新提法。新出台的《监察法》第六章共三条即第50、51、52条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的主体地位，并规定了追逃追赃的具体机制和程序。要继续推动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下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当然，2018年《刑事司法协助法》是我国第一部刑事司法协助法。二是筑牢防逃堤坝，切断腐败分子后路。而且对内只能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国家才可以使用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
著名的《十二铜表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的制定，虽说有多处是刻意效法梭仑的法规，但是它们却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自由的基础。在此后20年的论战中，如何防止政府的专断行动日渐发展成了核心问题《监察法》第五十二条的三项内容分别为追逃追赃防逃，在立法技术上，第五十二条第一、二项分别规定了追人、追物（资金），是独立分成两项的。[⑦] 马军亮：《习近平反腐败国际合作思想与实践研究》，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6月10日上传，分类号：分类号：D262.6。
[39]2014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此后，又发布《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防范外逃和境外缉捕追赃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案件进行清理，摸清底数，建立和完善在逃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大量赃款转移到国外，也是反腐败问题上除恶未尽的表现，这反映出我国的制度漏洞和机制缺陷。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追逃追赃的重大意义、刑事政策以及具体措施进行了全面论述，对于追逃追赃工作起着根本指导作用。[2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第三，将防止资金外逃简称为防转。[54]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大外交活动中近百次谈论反腐败问题，一再阐释中国的理念和主张。
在防止赃款转移到国外的机制上，要将《监察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防逃内容一分为二，将防止资金外逃从防逃这一概念中分离出来。201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将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纳入其中。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7年度司法部重点课题《优化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研究》（17SFB1006）、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看守所法立法研究》（立项号[18BFX078]）的阶段性成果。[17]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反腐败工作是反腐败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
只有这样，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实现平衡共享，国际执法合作才能更多惠及每个国家，普遍安全的梦想才能早日成为现实。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一个纵横交错、协调联动的全球一盘棋工作格局形成，追逃追赃取得政治、外交、反腐和社会综合效应，提高了党的威望，彰显了党领导反腐的制度优势。
施希茜：《这件事，总书记走到哪讲到哪。[③]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推动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9年第13期，第20页。
对100名红通人员的追逃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推行新一轮以100名红通或者200红通为名的行动，将追逃追赃的执法、司法与外交行动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们深化追逃追赃制度改革、加强追逃追赃与防逃防转工作的根本遵循。[49]内地逃犯往往是在紧急逃到香港之后，再在此筹备出国事宜。张磊：《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的科学定位与贯彻执行》，《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2期，第45页。[44]习近平总书记对追逃追赃工作的形势估计是冷静、客观的，追逃追赃工作任重而道远。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最新动态，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
在香港地区修改《逃犯条例》和相关法律之后，我国大陆地区要与香港形成逃犯移交协议，避免香港成为外逃贪官的避罪天堂和外逃中转站。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办发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首次以公告形式发布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二是利用赃款赃物所在国国内法追赃。在国内，执法机关必须查清案件事实，按照法律程序开展追逃追赃工作。
新时代以来的7年中，构建了一系列多边框架下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平台。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我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46]但是，我们2014年以来的五年追回的赃款仅仅142.48亿元。
搭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平台，首先要与相关国家达成国际共识，制定国际规则。司法协助条约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调查取证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二是在返还赃款赃物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只有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才能集社会全力，整合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收获更大的成绩。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集中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姓名。
现在，我们国内反腐惩贪，海外追逃追赃，两个战场同时发力，形成了完整的反腐败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情况的研究，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
[31]在反腐败追逃追赃过程中，因为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引渡条例与合作关系，更应当谨慎。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逃追赃、开展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
有的跑到国外买豪车豪宅，挥金如土，逍遥法外。这一合作方式成为没有签订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依据，但也可以用于已经签订司法协助条约国家间的具体事务合作方案。
同时，有关单位联合开展了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⑥]还有的学者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追逃追赃过程中的国际合作思想。对一些证据确凿、定性清晰的外逃腐败分子，可以考虑向全世界公布，点名道姓公开曝光，使之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16] 记者：《追逃追赃既是内政又是外交》，《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6月27日，第1版。
2014年7月22日，中国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中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年底，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⑨]一些腐败分子外逃已经成为他们的最后出路。
根据香港特区《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规定，移交逃犯不适用于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有的腐败分子先是做‘裸官，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
（三）健全防止资金外逃的立法和刑事政策 如前所述，在与追与防结合的问题上，追包括两个方面，即追逃追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难点，也是我们将来工作的重点。